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战略选择
面向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和重大挑战，推动原始创新，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努力使我国成为未来重大科学发现、重要技术发明、新兴主导产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疫后实现经济恢复、高质量发展乃至重塑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1.新旧周期交替之际是未来创新策源之时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当下正处于第五次技术ー经济长波与第六次技术ー经济长波交替之际。有研究指出，目前可能依然处于“用尽存量知识”和“发觉异常问题”的阶段，科学上的史诗级突破还在孕育之中。尽管如此，基于以往历史情况，目前处于科技创新的高投入时期，未来将逐步进入高产出时期。经济史上有关增长核算的研究表明，正是100年前，美国开始了科技进步最快的时段:1920-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既高于之前的50年，也高于之后的50年。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指出：到1940年，大部分家庭实现了“五通”: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和通下水道，大部分重大科技变革在1970年才宣告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指出，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指出，从188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难以计数的科技进步成果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今天除了看上去很神奇的互联网以外，广义的物质生活层面并没有跟1953年相差很多。
尽管美国科技进步的“黄金50年”已经过去，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策动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使其继续保持了领先地位，这又开始于50年前第四次与第五次长波交替之际。50年前，正是在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反越战大游行、阿波罗登月…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1968年，一场彪炳史册的计算机秀“演示之母”展示了今天一台联网电脑的几乎所有功能。同年， Intel成立。两年后，施乐公司组建了PARC，首创了包括图形操作系统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发明，启发了乔布斯和比尔・盖茨。1972年， Intel创始人之一的诺伊斯在家族聚会上挥舞着一个硅片说：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钱了，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
美国在20世纪20-70年代实现的“大跨越”可谓电力革命的延续，更与大萧条、二战密切相关。大量的发明创造被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应用型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国家整体实力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一个后发国家到领先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系列举措实现了跨越。
一是高度重视人才和科学研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工程师。1930年，以普林斯顿高等硏究院成立为标志，世界级的人才高峰开始形成，直接导致了4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率先策源勃兴，创造出影响一个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
二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1900年，只有6.4％的适龄美国人从高中毕业，1910-1940年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普及，1960年代末，完成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突破80％。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国民整体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源被广泛地开发出来。
三是形成适宜的科技体制机制政策。以万尼瓦尔・布什发表《科学，无尽的前沿》为标志，科学技术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后，美国先后成立了NSF(1944年)、DARPA(1958年)、NASA(1958年)等科研机构。军方和政府的需求，成为科技发展的关键牵引力。
四是营造支持创新的良好环境条件。工作时间稳步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00年一周通常工作60小时减少到1940年以后一周通常工作40小时。新政促进了工资上升，资本开始替代劳动，战时需要成为发明之母，创新由此益发勃兴。
由上述可见，新旧周期交替之际，唯有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迈向繁荣。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孕育革命性变化
长远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之窗”已经开启，主要国家都在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拼抢影响未来个世纪的科技前沿制高点。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双手(机械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双脚(汽车飞机)，第三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感官(信息网络)，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延伸人类的大脑并将可能对人类自身产生重要影响(智能认知)。由是，将出现人类2.0，“技术人”将对“自然人”实现超越；形成世界3.0，在全新的虚拟世界，创造力可以得到极大延展；产生智能4.0，生物智能已经历了DNA遗传、可调适神经系统、新皮质与文化传承三个阶段，现在以硅为基底的人机混合智能快速崛起；达成能源5.0，从自然力(人火畜风水)、煤/蒸汽机、汽柴油/内燃机、电力/电动机，正在迈向不竭能源新时代。
中长期而言，未来15-30年，很可能发生三次接续的重大科技与产业变革。一是智能与认知革命。随着人工智能、脑科学等的发展，人的认知能力将极大提升，从而加速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二是生命与健康革命。基因编辑、再生医学、核心器官再造、人体增强等使得人的身体能力极大提升，从而加速新产业和新就业的创生和壮大。三是能源与动力革命。风光电、核聚变、高效能电池、未来交通等实现突破，人类社会运行动能极大提升，从而加速孕育出新文化、新文明。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更是由科技第一生产力正在孕育革命性变化所决定。面对未来一系列历史性变迁，唯有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在创造影响未来一个世纪的科技创新世界进程中成为重要的引领者之一，才能实现后来者居上的战略目标。
3.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思路建议
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把握科技创新发展前沿趋势，策动未来发展，成为科学新规律的发现者、技术发明的创造者、创新产业的开拓者、创新理念的实践者所具备的能力。“源”之所以成为“源”，关键在于“流”成为“主流”，体现出原始创新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源流互动，“策”不可少，体现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引领性和拓展性。
一是增强创新自信引领未来。促进科幻、科普、科创的交融发展，在全社会培育未来科技的想象力，让创造性融入到民族“血液”中。持续开展科学展望、技术预见和创新路线图，形成进入科技创新“无人区”的自主导航系统。实现更多的引领型发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逐步构筑起影响全球的软实力。
二是着眼长远建设人才高峰。着眼未来长远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科学研究环境，吸引全世界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青年科技新锐人オ到中国来，心无旁鹜地进行自由探索，创造出能够影响一个世纪发展的变革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技术发明。
三是普惠教育开发人力资源。逐步将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探索放开高等教育，让有意愿的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唯有更好的教育，才能有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而才有更高质量的市场需求、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使人口大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科技创新领先市场。
四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生态化创新、开放式创新和非对称赶超战略，在5G/6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抢占先发优势，形成一系列破坏性创新，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确立起未来产业竞争“技术轨道”和未来产业创新“主航道”，获取“头部效应”红利。充分发挥“汉密尔顿式”的国家支持与政府干预和“钱德勒式”大公司职业化管理两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激励企业参与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整体上实现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缩短，为科技创新群体性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营造最富活力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育成一大批“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研发创新领域，使得新型研发单元、新型创新机构、新型社会组织更富活力、更具效率。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形成对创新创业最便利的商事主体管理规制，使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世界范围内正展开一场空前的科技竞赛，人类智慧将会被发挥到极致。唯有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20年第8期专题笔谈：面向2035年加强从０到1原始创新的措施
作者：李万 上海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 | 中国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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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战略选择
面向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和重大挑战，推动原始创新，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努力使我国成为未来重大科学发现、重要技术发明、新兴主导产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疫后实现经济恢复、高质量发展乃至重塑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1.新旧周期交替之际是未来创新策源之时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当下正处于第五次技术ー经济长波与第六次技术ー经济长波交替之际。有研究指出，目前可能依然处于“用尽存量知识”和“发觉异常问题”的阶段，科学上的史诗级突破还在孕育之中。尽管如此，基于以往历史情况，目前处于科技创新的高投入时期，未来将逐步进入高产出时期。经济史上有关增长核算的研究表明，正是100年前，美国开始了科技进步最快的时段:1920-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既高于之前的50年，也高于之后的50年。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指出：到1940年，大部分家庭实现了“五通”: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和通下水道，大部分重大科技变革在1970年才宣告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指出，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指出，从1880年到1940年的这段时间，难以计数的科技进步成果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今天除了看上去很神奇的互联网以外，广义的物质生活层面并没有跟1953年相差很多。
尽管美国科技进步的“黄金50年”已经过去，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策动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使其继续保持了领先地位，这又开始于50年前第四次与第五次长波交替之际。50年前，正是在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反越战大游行、阿波罗登月…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1968年，一场彪炳史册的计算机秀“演示之母”展示了今天一台联网电脑的几乎所有功能。同年， Intel成立。两年后，施乐公司组建了PARC，首创了包括图形操作系统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发明，启发了乔布斯和比尔・盖茨。1972年， Intel创始人之一的诺伊斯在家族聚会上挥舞着一个硅片说：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钱了，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
美国在20世纪20-70年代实现的“大跨越”可谓电力革命的延续，更与大萧条、二战密切相关。大量的发明创造被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应用型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国家整体实力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一个后发国家到领先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系列举措实现了跨越。
一是高度重视人才和科学研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工程师。1930年，以普林斯顿高等硏究院成立为标志，世界级的人才高峰开始形成，直接导致了4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率先策源勃兴，创造出影响一个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
二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1900年，只有6.4％的适龄美国人从高中毕业，1910-1940年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普及，1960年代末，完成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突破80％。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国民整体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源被广泛地开发出来。
三是形成适宜的科技体制机制政策。以万尼瓦尔・布什发表《科学，无尽的前沿》为标志，科学技术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后，美国先后成立了NSF(1944年)、DARPA(1958年)、NASA(1958年)等科研机构。军方和政府的需求，成为科技发展的关键牵引力。
四是营造支持创新的良好环境条件。工作时间稳步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00年一周通常工作60小时减少到1940年以后一周通常工作40小时。新政促进了工资上升，资本开始替代劳动，战时需要成为发明之母，创新由此益发勃兴。
由上述可见，新旧周期交替之际，唯有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迈向繁荣。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孕育革命性变化
长远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之窗”已经开启，主要国家都在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拼抢影响未来个世纪的科技前沿制高点。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双手(机械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双脚(汽车飞机)，第三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感官(信息网络)，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延伸人类的大脑并将可能对人类自身产生重要影响(智能认知)。由是，将出现人类2.0，“技术人”将对“自然人”实现超越；形成世界3.0，在全新的虚拟世界，创造力可以得到极大延展；产生智能4.0，生物智能已经历了DNA遗传、可调适神经系统、新皮质与文化传承三个阶段，现在以硅为基底的人机混合智能快速崛起；达成能源5.0，从自然力(人火畜风水)、煤/蒸汽机、汽柴油/内燃机、电力/电动机，正在迈向不竭能源新时代。
中长期而言，未来15-30年，很可能发生三次接续的重大科技与产业变革。一是智能与认知革命。随着人工智能、脑科学等的发展，人的认知能力将极大提升，从而加速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二是生命与健康革命。基因编辑、再生医学、核心器官再造、人体增强等使得人的身体能力极大提升，从而加速新产业和新就业的创生和壮大。三是能源与动力革命。风光电、核聚变、高效能电池、未来交通等实现突破，人类社会运行动能极大提升，从而加速孕育出新文化、新文明。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更是由科技第一生产力正在孕育革命性变化所决定。面对未来一系列历史性变迁，唯有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在创造影响未来一个世纪的科技创新世界进程中成为重要的引领者之一，才能实现后来者居上的战略目标。
3.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思路建议
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把握科技创新发展前沿趋势，策动未来发展，成为科学新规律的发现者、技术发明的创造者、创新产业的开拓者、创新理念的实践者所具备的能力。“源”之所以成为“源”，关键在于“流”成为“主流”，体现出原始创新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源流互动，“策”不可少，体现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引领性和拓展性。
一是增强创新自信引领未来。促进科幻、科普、科创的交融发展，在全社会培育未来科技的想象力，让创造性融入到民族“血液”中。持续开展科学展望、技术预见和创新路线图，形成进入科技创新“无人区”的自主导航系统。实现更多的引领型发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逐步构筑起影响全球的软实力。
二是着眼长远建设人才高峰。着眼未来长远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科学研究环境，吸引全世界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青年科技新锐人オ到中国来，心无旁鹜地进行自由探索，创造出能够影响一个世纪发展的变革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技术发明。
三是普惠教育开发人力资源。逐步将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探索放开高等教育，让有意愿的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唯有更好的教育，才能有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而才有更高质量的市场需求、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使人口大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科技创新领先市场。
四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生态化创新、开放式创新和非对称赶超战略，在5G/6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抢占先发优势，形成一系列破坏性创新，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确立起未来产业竞争“技术轨道”和未来产业创新“主航道”，获取“头部效应”红利。充分发挥“汉密尔顿式”的国家支持与政府干预和“钱德勒式”大公司职业化管理两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激励企业参与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整体上实现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缩短，为科技创新群体性突破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营造最富活力创新生态。确立基于“红桃皇后效应”之上的创新竞赛机制，育成一大批“隐形冠军”和创新型跨国公司。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研发创新领域，使得新型研发单元、新型创新机构、新型社会组织更富活力、更具效率。推广包容性创新政策，形成对创新创业最便利的商事主体管理规制，使我国成为未来产业国际规制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世界范围内正展开一场空前的科技竞赛，人类智慧将会被发挥到极致。唯有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论坛》2020年第8期专题笔谈：面向2035年加强从０到1原始创新的措施
作者：李万 上海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 | 中国科技论坛